徐宏喜，上海中医药大学首席教授、特聘教授，特聘专家，现任伟德国际官方入口院长、中药创新药物研发上海高校工程研究中心主任。1994年获得日本富山医科药科大学国立和汉药研究所药学博士学位。并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化学系及加拿大Dalhousie大学微生物学系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曾先后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中药研究中心科学主任、香港和记黄埔(中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高级医药顾问、上海和黄药业有限公司董事兼研究开发总监。2001至2010年，担任香港赛马会中药研究院副总裁兼中药研究室主任。徐教授至今已发表SCI论文200多篇， H指数为37，入选2014年以及2015年中国高被引用学者榜。拥有1项PCT专利和6项美国专利。
记者：徐院长，您好，作为中药领域的国际知名专家，您可以跟我们简要介绍一下全球中药及植物药市场发展情况吗？
徐教授：“回归自然” 崇尚天然药物正在成为一种世界性潮流，发展传统医药和植物药也已经成为不少国家政府及民众的共识。随着致病菌的变异和人类疾病谱的改变，人们越来越愿意接受使用具有保健及治疗作用且不良反应小的传统中药和植物药。据世界卫生组织报道，世界上80%的人在使用传统中药和植物药，全世界草药市场也以每年10%～20%的速度递增。目前，全球中药或植物药市场大致可分为四大市场：首先是以华人为主的大中华市场，主要包括两岸四地及新、马、泰等东南亚诸国，占世界草药市场的三分之一，也是中药接受度最高，用药历史最悠久，中医药整体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第二是除中国以外、使用中药人口最多，民众对中药接受度较高的日本和韩国。其中日韩约占世界植物药市场的五分之一，这个市场也是我们中药原料出口最多的市场。日本称中医药学为汉方医学。中医药在公元5世纪传入日本。目前在日本，汉方药得到健康保险承认，汉方药相关医疗、教育及科研机构较齐全，日本民众对汉方医药的接受度也比较高，全国各地的药局都有汉方药销售。日本的汉方药产品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长，年销售额15亿美元以上。而在另外一个国家韩国，中医学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已传入，以前韩国将以中医药学为基础形成的传统医药学称为东医，1951年10月颁布《国民医药法令》，确定东医(韩医)和西医地位相同，享受同等待遇。1980年韩国政府颁布法令将传统医药学统称为韩医。近年来，韩国中药市场发展较快，中药产品市场超过10亿美元。其中韩国正官庄高丽参知名度最高，成为韩国的国家名片之一，出口世界很多国家。另一个重要的市场是欧美植物药市场，也是世界植物药最大的市场，占世界植物药市场份额的40%以上，主要包括西欧和北美。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主的北美中药及植物药市场目前主要以食品或营养补充剂形式销售和管理。德国是西欧国家中使用中草药最多的国家，其次是法国和英国。除了欧美国家以外，近年来澳大利亚的中药市场增长也较快，维多利亚州于2000年5月通过《中医注册法案》，成为西方第一个对中医药立法的国家，前几年，还专门成立了中医药管理局。澳大利亚也是西方国家中第一个在正规大学里设立中医本科教育的国家。此外，意大利、荷兰、俄罗斯等国家近年来中药及植物药的使用量也逐年增加。一些非洲国家包括坦桑尼亚、南非、肯尼亚、以及埃及、阿联酋等中东国家是未来具有潜在发展前景的市场，一些含挥发性油如红花油、清凉油、风油精等芳香开窍中成药及用于止痛消炎的中药较受欢迎。
记者：请徐教授介绍一下我国“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进展和发展趋势如何？
徐教授：我国传统中医药体系在世界四大传统医药体系（中国、埃及、希腊和印度）中是理论最完整、使用最普遍、应用人口最多的传统医药体系。特别是近年来，中医药科学化和现代化已获得国内外医药界的广泛认同。目前，全国共有中医药高等院校近30所，中医药科研机构90余所，中药企业1100余家，生产各类中药品种8000多个、40多种剂型。此外，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科院等一批综合性大学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也积极参与到中医药的科研活动中，基本建立了多形式、多层次、多专业的中医药教育与产业体系。
资源调查表明，我国现有中草药资源10000多种，其中已有200多种可以进行人工栽培。为中医药世界范围的应用和研发提供了资源条件。“中药现代化”的一个主要目标是运用现代化科学技术来阐明中药的物质基础和药效作用机制，研究开发安全有效及质量稳定可控的现代中药。中医药要想国际化，进入国际主流医药市场，成为国际药物，就必须具备符合国际上通用的科学语言、名词术语、检测方法和质控标准。只有实现中医药的科学化和现代化，才能加速中医药国际化的进程。近年来，伴随着中药现代化的迅速发展，各种现代科学技术已广泛应用于中药研究、开发和生产的各个环节。基因芯片、高通量筛选技术也应用于中药新药开发，中药制剂已由过去的丸散膏丹向缓释、控释、靶向等现代制剂发展；各种先进的提取、分离技术在中药生产中的应用越来越普遍。中药与现代科技的结合正越来越紧密，传统中药正在向现代中药转变。
在中药现代化和国际化发展趋势方面，我认为，首先政府和业界要尽快完善和落实中药及其产品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其次要通过产学研紧密合作，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方法，阐明中药产品的药效物质基础和药理作用机制，确保中药产品安全、有效和可控。我相信，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在中医药界的共同努力下，在不久的将来，中医药学术水平会大大提高，中医医疗服务领域将会大幅扩大、中药产业化将得以实现，一系列适应国际市场需求的中药创新产品将逐步面市，中药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会大大提高，中医药也将会更广泛的走向世界。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中医药界整体实力的提升，在不久的将来，中医药必将融入国际主流社会，成为世界各国医疗保健的组成部分。中医药大学、中医诊所、中药企业等相关机构将遍及世界各地。中药及植物药的运用会在更多国家和地区取得合法地位，并逐步纳入医疗保险体系。国际社会对中医药的接受程度会越来越高，中医药服务的人群会进一步扩大。
记者：目前国内中药材及其产品质量堪忧，请问应从哪些方面对中药材及其产品的质量进行把控？
徐教授：目前部分中药材质量不稳定，品种混乱，大宗中药材品种栽培技术研究推广不够、质量差的现象较为普遍、中药材的病虫害防治和农残污染问题比较严重。中药饮片生产条件整体较为简陋，工艺技术比较落后，炮制规范不统一，中药饮片质量不稳定。目前市场上多数中成药质量不高，如银杏等部分中药产品监督抽检不合格、许多中成药的质量标准不完善、产品的质量不够稳定及主成分含量差异较大等。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带领科研机构联合中药业界，尽快采取对策，首先对常用大宗中药材品种的种质进行系统的评价，筛选出优良品系，采用现代遗传育种技术，培育常用中药材优良品种。系统整理中药材品种栽培加工技术研究的资料，对栽培加工技术体系的各个环节进行研究评价，逐步建立中药材品种规范化的栽培加工技术体系。在中药材质量标准方面，要加快研究和建立常用中药材质量检测方法标准规范，建立中药材有效成分和/或组分标准品“库”，使得中药或中药产品有据可查，有法可依。此外，政府相关部门及相关学术机构应该积极与国际相关机构合作和沟通，根据国际市场的发展需要，在现阶段中药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参考现代医药研究的国际规范，吸收各国传统医药应用和管理经验，完善和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并达到国际认可的中药质量控制、安全性评价、药理学实验和临床验证等标准规范，并使之逐步发展成为传统药物研究的国际标准。
记者：中药成为国际药物的困难是什么？如何才能真正实现中药国际化？
徐教授：中药国际化及中药成为国际药物难在中西医理念差别大、难在国际认证和注册、更难在中药质量和标准的建立。
中西方文化及中西医理念差异是中医药国际化主要障碍之一。现代医学注重微观论和实证论，强调对症治疗、成分单一明确、靶点机制明确、安全性及不良反应研究较系统和深入。而中医讲究整体观念、辨证施治、复方配伍以及多成分和多靶点。由于中药及其复方成分复杂、大部分中药及其产品的作用机理不清，安全性研究不足，难以让国际主流医药市场接受。
关于中药国际认证和注册方面，目前世界各国对中药产品的注册要求不同，大部分国家还没有建立中药注册制度。例如欧盟在2004年颁布了《传统植物药注册程序指令》，允许采用传统草药简化申请途径来获取药品合法地位的7年过渡期，不过到了2011年，全中国没有一家中药企业完成相关注册。美国FDA十多年前已经立法建立了植物药新药注册制度，虽然有数家中国中药企业多年来一直在积极努力争取申报，复方丹参滴丸、康莱特注射液等产品已经完成二期临床，但是，至今还没有中药以治疗性药物身份通过美国FDA植物药新药认证。要通过美国FDA新药注册最大的难点在于要提供足够的科学证据来证明中药产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稳定可控，还要确保产品的CMC符合要求。
在质量和标准方面，由于中药源自天然动植物药材，大部分中药材成分复杂、中药复方及其中成药产品的作用机理、临床疗效和安全性研究还不够深入，加上中药在种植栽培、炮制加工、生产、运输及储存等过程中存在成分变化，以及重金属和农药残留超标、微生物污染等问题，造成中药产品质量不稳定，严重制约了中药的国际化。此外，中药产品也缺乏统一的质量规范和国际标准，难以检测和规范。目前中药及其产品主要是以食品补充剂或农副产品等不同形式在国外市场销售，且消费者大多是华人。
如何使中医药走向世界，与现代医药学相融并进，共同为人类健康服务，是我们每一位中药传承者亟需思考的问题。我认为，若想推动我国中药进军国际市场，必须严格遵循“现代化，规范化，质量标准化及临床科学验证”等理念。政府要积极组织力量与相关国际组织和同行尽快建立中药及其产品的国际标准。为了确保中药及其产品的品质，中药制药企业应该从原料药开始就实行严格管理，重视田间操作中的精耕细作，注意有效成分的监测追踪，并规范和限制使用化肥和农药，推广实行企业与产地农户合作，保证原料药材质量的稳定，避免药农盲目栽培，确保产品质量尤其是优良品种的选育。
在研发方面，将重点放在确认中药的安全性和临床疗效上，运用循证医学的方法证实中药的临床疗效，以科学研究的证据和成果来推动中医药的临床应用和学术发展。
在企业生产层面，政府要加强规管，企业要自律并遵循严格的质量控制标准。中药产品的质量关键在于药材的质量及提取和生产工艺的规范。这方面我们需要参考和学习日本、韩国及德国等在中药及植物药生产方面的成功经验。以韩国著名的高丽参产品为例，集合国家之力，韩国从人参的种植、加工、生产、研究、销售及国际学术宣传等多方位全过程，将高丽参产品打造成一个国家品牌。德国的银杏产品也已经成功成为国际知名品牌并占据国际市场，成为国际药物。从这些成功案例来看，中药的质量、有效性和安全性有保障了，进军国际市场及成为国际药物只是时间问题。
记者：针对国际社会对中药功效和疗效的质疑，我们应如何面对？请问中药的疗效应如何进行研究和验证？
徐教授：据世界卫生组织研究报告显示，中药在代谢性疾病、免疫性疾病、病毒性疾病、老年性疾病、以及心脑血管疾病的防治方面有一定的疗效和优势。近几年，许多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也报道了不少关于中药治疗肿瘤、病毒性疾病、糖尿病等方面的最新成果。中药的疗效不断得到科学研究的证实。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使用中药保健养生和防治疾病，导致中药的使用量逐年上升，特别是一些名贵药材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现象。因此，许多不法商家为了从中谋取利益，市场上出现了一系列假冒伪劣的中药材，一些名贵中药材如燕窝、虫草、石斛及阿胶等需求量增加，产量下降，价格相应上升，假冒伪劣品更是猖獗。此外，由于世界各地对中医药的规管政策不一，中医药从业人员的水平也参差不齐，更有一些营销人员在推广中药产品时缺乏科学依据，宣传时夸大疗效等，引起部分人士对中药的疗效产生质疑。对此，政府应该加大力度，严格执法，确保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障人们用药安全。
事实上从中药及天然产物中寻找高效低毒的先导化合物，继而研发新药一直是国际药物研发领域的热点，生物共进化所赋予天然产物的生物相容性是其本身存在的得天独厚的优势，中药及天然产物的化学结构能够匹配人体各类靶标的空间需求。世界各地有许多专门从事中药研发相关的科研机构和制药企业，目前，有近50%以上的药物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天然产物，有数千种中药相关的成果被国内外企业在世界各地申请专利保护。中药的研究与开发将会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
当然无论西药还是中药，只要作为药物，都要按照科学的方法去评价，验证其疗效和安全性。因此，根据目前国家CFDA关于中药新药的审批要求，要研究和验证中药的疗效，具体主要包括临床前试验：分子、基因水平研究；体外试验；体内试验；药代动力学；安全性及一系列临床I、II、III期的试验。其实我们引以为豪的抗疟药物青蒿素，也是屠呦呦等研究人员以现代科学的研究手段证明中药青蒿中的有效成分青蒿素具有很强的抗疟作用。另外，三氧化二砷用于治疗急性早幼粒白血病的研究成果又是一个成功例子。这些成果为证明中药的有效性提供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唯有应用科学的方法、技术和手段进行严谨、系统的研究，建立和采用国际规范和认可的临床疗效评价标准才可能使中药真正被国际主流医疗体系接受。
记者：徐院长，您作为2014年及2015年世界著名出版公司爱思唯尔公布的全球高被引学者名单中三名中医药理学学者之一，在中药药理学研究领域有着世界级的影响力，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您在中药药理方面的研究成果？
徐教授：我们课题组近年来围绕中药药理学开展了四个方面的研究工作。
1）抗病毒中药药理机制研究：多年来，我们先后对百余种中药进行了系统的抗病毒活性筛选研究，早在1993年，我们在抗病毒杂志《Antiviral Research》上，首次报道了146种中药体外抗多种病毒活性的研究结果，证明其中12种中药对感染疱疹病毒的实验动物具有明显的疗效，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后，受到国内外同行的关注和引用。此后，我从民间草药大根草中首次分离得到具有抗HIV病毒活性的新型三萜类成分，成功将该成果申请美国发明专利，并获得授权。我们还进一步研究发现并报道了中药黄柏、诃子、辛夷、牡丹皮及射干等具有一定的抗艾滋病病毒活性。此后，我们又从中药夏枯草中首先发现了具有显著抗疱疹病毒活性的多糖类成分并且对其抗病毒机制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此项研究发表在《Antiviral Research》上，相关成果已成功转让给加拿大及美国的制药公司并已经开发出相关抗疱疹病毒软膏。近年来我们还在继续开展夏枯草多糖抗疱疹病毒的研究，并正在承担国家 “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十二五”计划项目。最近，我们课题组与香港城市大学何明亮教授课题组合作，在《Oncotarget》上发表了中药成分抗EV71病毒的新成果，该研究针对性地选择了九十余种中药粗提物和超过一百种单体化合物进行抗EV71活性筛选，通过细胞病变抑制实验和空斑减数实验，发现从藤黄属植物岭南山竹子中分离鉴定的新化合物Oblongifolin M（OM）可以显著地抑制EV71病毒的增殖。进一步研究发现，OM可以抑制感染EV71细胞内的病毒核酸拷贝数及抑制病毒蛋白表达。蛋白质组学研究发现，ERP57的下调是OM产生抗病毒活性的主要原因之一。IRES（Internal ribosome entry site）是EV71病毒核酸起始翻译的位点，IRES能招募核糖体对mRNA进行翻译，在病毒生命周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该研究发现ERP57可影响IRES活性，从而影响病毒核酸的复制过程。机制研究证实，OM可以下调ERP57的表达水平，同时降低IRES活性，从而发挥抗病毒效果。该论文还首次报道了以间苯三酚为基本母核的化合物具有抗EV71活性。
2）抗耐药菌中药活性成分及作用机制研究：我们通过大量的活性筛选，发现产于尼日利亚的药用植物Garcinia kola中的双黄酮类化合物，具有较强的广谱抗菌作用。其主要成分GB1在Garcinia kola中含量很高，对一些临床上主要的耐药菌如MRSA和GRE也有抑制作用。之后，我们相继从中药苏木及中药儿茶等活性组分中，发现和分离鉴定了数种具有抗超级病菌如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和抗万古霉素肠道球菌(VRE)等耐药菌作用的活性成分，相关成果发表了多篇SCI论文。
3）藤黄属植物抗肿瘤活性成分药理机制研究：近十年来，我们课题组一直专注于中国产藤黄属植物的活性成分和药理作用机制研究。旨在发现比藤黄酸选择性更好，毒性更低的先导化合物，通过运用分子生物学、中药化学、分析化学、计算化学、药理学等现代科学方法和手段，阐明藤黄属植物的抗肿瘤药效物质基础，揭示活性物质产生药效的作用机理，为开发新药提供科学依据。通过建立分子、细胞及动物水平的抗肿瘤药物筛选及药效评价研究平台，至今，我们已经对16种有研究价值的藤黄属植物开展了较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工作，发现大苞藤黄叶，单花山竹子叶，大果藤黄根皮和山木瓜根皮的醇提物具有较高的抑制肿瘤细胞增殖活性。进一步围绕藤黄属植物成功分离鉴定了200多个化合物，并发现了108个结构新颖并显示多种药理活性的化合物。为了较为系统的评价和总结藤黄属植物的药效作用，我们选取了来源于8种藤黄属植物（山木瓜Garcinia esculenta, 怒江藤黄Garcinia nujiangensis, 版纳藤黄Garcinia xipshuanbannaensis, 云树Garcinia cowa, 藤黄Garcinia hanburyi,长裂藤黄Garcinia lancilimba, 岭南山竹子Garcinia oblongifolia, 云南藤黄Garcinia yunnanensis）的64个化合物，在36个肿瘤细胞株上筛选其抗肿瘤增殖活性，发现20多个化合物具有不同程度的抗肿瘤活性。尤其是从云南藤黄（G. yunnanensis）中分离得到的活性化合物Guttiferone K和Oblongifolin C，具有较显著的抗肿瘤活性，研究证实它们可通过抑制细胞增殖、促进凋亡、调节肿瘤细胞自噬等机制，调控与肿瘤发生、发展、转移及复发相关的信号通路从而产生抗癌活性；我们研究发现从山木瓜中分离得到的xanthone类成分Griffipavixanthone (GPX)可以抑制食管癌细胞中B-RAF和C-RAF蛋白，从而在体内和体外能够抑制肿瘤的转移、侵袭和增殖，表明GPX具有预防和治疗食管癌的潜在价值；另一个化合物Cambogin能够特异性地抑制人乳腺癌细胞MCF-7 的生长、细胞克隆形成率、诱导乳腺癌细胞凋亡、抑制乳腺癌细胞迁移和侵袭；我们还发现，山木瓜中的化合物Guttiferone F （GF）可以在无血清的情况下通过线粒体相关通路诱导前列腺癌细胞凋亡和抑制雄激素受体表达，饮食限制可以增强GF抑制肿瘤生长的作用；从山木瓜和岭南山竹子中得到的化合物 1,3,6,7-tetrahydroxyxanthone (TTA)，对人肝癌HCC细胞具有潜在的凋亡诱导活性，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上调了14-3-3σ和P16蛋白；我们还采用分子生物学及蛋白质组学等技术，对藤黄酸及新藤黄酸作用于肝癌细胞的靶点和机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经过多年的努力和积累，我们在中国产藤黄属植物的活性成分及其药理机制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先后在《Autophagy》等国际知名学术期刊发表了60多篇与藤黄属植物内容相关的SCI研究论文，并且申请了10余项美国和中国发明专利。近五年来，围绕中国产藤黄属植物的活性成分及作用机制研究，我们团队先后获得了8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
4）中药安全性评价：目前我们课题组正在承担一项关于中药安全性评价研究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重大新药创制”项目，我们计划通过研究补骨脂等中药的毒性成分、炮制方法、制备工艺、剂型、给药剂量及配伍等内容，探究补骨脂等中药的毒性或副作用，阐明其产生毒性作用的成分和机理以及毒性损伤的程度，以便找出防治毒性损伤的办法和措施，为保证其安全用药提供科学依据。
我们希望通过加强实用基础研究、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及申请国际专利，以期阐明中药的物质基础和药效作用机制，提升中药的科学性和国际影响力，推动中药成果的转让和产业化，真正为业界提供技术支持服务。
我认为，我们中药研究的成果要获得国际同行的认可，就必须运用科学的方法，建立和采用国际公认的实验技术和实验动物模型与国际一流学者和团队合作，用可靠的实验数据及大家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语言来阐明中药的疗效和安全性，明确中药的药效物质基础及其药效作用机制。并争取将相关科研成果发表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上。关于中药药理研究方法与国际接轨的问题，我们应该研究并借鉴国际药理研究的方法与技术要求，结合我国中药的特点，研究并完善相关的中药药理研究规范，包括中药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价中所用实验动物模型规范化的研究。
记者：徐院长，您从事中药研究二十余年，获得了很多可喜的成果，并作为中医药领域为数不多的特聘教授，为中药科学化和现代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请问您认为中药研究成果应如何进行转化，中药产业化如何实现？
徐教授：目前，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中药进行保健和防治疾病，我国中药出口的数量也逐年提高。然而，我国出口中药大多还是作为制药等原材料，附加值不高。尽管全国中药从业人员及科研机构不少，但是目前存在研发成果与市场脱节、中药企业科研能力及经费投入不足、科研成果利益分配机制不健全、大学及研究机构科研绩效评价以SCI为导向忽视应用研究、中药创新药物审批通过率极低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中药研究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发展。我认为，要彻底解决和改善这些问题，我们国家应该设立专门机构并组成专门团队，组建国家层面的中药新药研究机构，鼓励产学研联盟，吸引一流研发人才，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建立灵活的筹资融资渠道等措施来推进中药成果产业化。
此外，我们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和重组我国现有传统中药产业，在国家相关部门的协调统筹下，建立国际认可和广泛接受的现代中药研究、生产和开发体系，提高我国中药产品的现代科技含量和市场竞争能力，通过建立和完善中药研究开发过程中的一系列标准规范，争取使之成为国际公认的传统药物研究开发的标准，研制安全有效、质量可控的现代中药，通过现代科学技术对中医药的科学内涵进行证明和阐述，获取和保护知识产权，增加中药现代研究成功的例子。如此，中药将能够成为世界药物，成为我们国家新的经济增长产业，为全世界人民的健康造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