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宏喜：研药数十载，育人报祖国，乐做中医药现代化探索者

“我的梦想，就是能像李时珍一样遍寻百草，治病救人。”大学求学时，学习了解到《本草纲目》的徐宏喜内心便生出了这样的憧憬。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从神农尝百草至今，中医药已拥有数千年的历史。针灸点穴的奇效、搭脉的奥义、麻沸散的传说……这些无一不令徐宏喜心生好奇。

怀抱着对中医药的喜爱和责任，徐宏喜在中医药领域深耕近40年。从最初上海中医学院的毕业生，到如今betvlctor伟德国际院长，徐宏喜一路走来都在扎扎实实搞科研。徐宏喜主要从事中药抗病毒、抗肿瘤、抗耐药菌领域的研究。目前已发表SCI论文260多篇，获授权美国发眀专利9项，PCT专利1项，中国发明专利25项，主编专著5部。

热爱中医药，游学各国

徐宏喜与中医药的缘分，要从40年前说起。1979年，正值中国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三年，竞争尤为激烈。徐宏喜以第一志愿，被上海中医学院中药系录取。

那时，高考给了人们改变命运，实现梦想的机会。但梦想是什么？专业怎么选？许多人心中并无定论。像大多数迷茫的大学生一样，徐宏喜对中医药也并非“一见钟情”。随着大学学习的深入，徐宏喜才逐渐意识到中医的魅力。“中药学是一门融汇了医学、植物学、哲学、化学、文学、数学、生物学及历史等多方面知识的学科。”了解了中医药的起源和发展，到中药鉴定、炮制、药性、配伍、再到其具体的应用，徐宏喜对中医药的兴趣越来越浓。

大学毕业后，徐宏喜被分配到上海中药制药二厂工作，一份稳定的工作并没有减少他对新知识的渴求。他先从中药仓库保存、中药打粉及质量检测等基础工作做起，后来陆续担任质量检测员和技术员等职位。通过在一线工作岗位上的实践，他逐渐意识到，中药及其中成药产品的技术含量普遍较低，中药产品的品质、有效性和安全性缺乏规范可靠的科学研究及临床验证，中药企业与西药制药企业相比非常落后。“中药事业要发展，就必需加快步伐，只有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才能推进传统中医药的科学化、现代化、国际化和产业化。”徐宏喜说道。

在了解当时国内中医药发展的局限后，徐宏喜决定继续求学之路，通过学习更多的知识来改善现状。1986年秋，徐宏喜如愿考取上海中医学院研究生，师从著名的生药学专家陈瑞华教授；1990年他在陈教授的推荐下又远赴日本富山医科药科大学国立和汉药研究所留学，师从国际著名生药学家难波恒雄教授攻读药学博士学位，开启了中药活性成分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历程；随后在导师的推荐下，徐宏喜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开展博士后研究，继续从事中药活性成分及药理作用机制研究，后又在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Dalhousie University）继续深造。

多年海外求学免不了经受独处异乡之苦。“孤独感，经济、学业上的压力，文化隔阂以及学习过程中的语言障碍等，这些都是海外求学需要面临的问题。”徐宏喜表示，虽然海外求学有许多困难和不适，但在不同的环境下，除了能深度体验文化、语言、环境、及价值观等的不同之外，徐宏喜感触最深的是发达国家对科学、教育和人才的重视和尊重。“科研人员对待科学研究的专注和投入，让我在耳濡目染中变得更加专业、进取和执着。我相信，一个人只要有理想、有追求、肯吃苦、愿学习、心怀坚定目标，就一定会有收获、有作为、有回报。”徐宏喜表示。

醉心科研，专注开展中医药研究

2015年，屠呦呦教授因发现疟疾新疗法——青蒿素而被授予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向世界证明了中医药的发展潜力。近几年，在国家大力推进中医药国际化的背景下，许多国际知名学术期刊报道了不少关于中药治疗肿瘤、糖尿病和病毒性疾病等方面的最新成果。

在国外留学期间，徐宏喜主要从事中医药抗病毒、抗耐药菌以及抗肿瘤的研究。在日本富山医科药科大学国立和汉药研究所读博期间，在导师的指导下，徐宏喜与研究团队发现并发表了12种中药对疱疹病毒有明显的治疗作用。博士毕业后，徐宏喜在导师推荐下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开展博士后研究，继续进行中药活性成分及药理作用机制的研究。经过两年多的潜心钻研，徐宏喜及其团队先后从民间草药大根草、山姜等植物中发现并鉴定了多种具有抗病毒等药理活性的新颖化合物，相关成果获得了美国研究发明专利。在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继续深造的日子里，徐宏喜从中药夏枯草中发现了具有抗疱疹病毒活性的多糖成分，该成果获得了PCT国际专利。

在中医药抗肿瘤领域，徐宏喜也取得一系列成果。“我们对17种中国产藤黄属植物开展了系统的研究，分离鉴定了350多个化合物，发现了180多个结构新颖并具有多种药理活性的化合物。其中部分化合物具有较显著的抗肿瘤活性，研究证实它们可通过抑制细胞增殖、促进凋亡、调节肿瘤细胞自噬等机制，调控与肿瘤发生、发展、转移及复发相关的信号通路从而发挥抗癌作用。”徐宏喜介绍道。

海外求学多年，徐宏喜一直关注着国家的发展和变化。“国家发展日新月异，我也一直希望能有合适的机会回报母校，服务家乡，参与国家的中医药现代化建设。”徐宏喜说。那时，徐宏喜在上海、日本、新加坡及加拿大从事中药研究的经历和成果引起了远在香港中文大学中药研究中心主任毕培羲教授的关注。在毕培羲教授的推荐下，徐宏喜先后在香港中文大学中药研究中心、和记黄埔（中国）有限公司、香港赛马会中药研究院担任高层研究管理职位，开展中药相关研究和管理工作。2011年，在时任校长陈凯先院士的支持鼓励下，徐宏喜回母校上海中医药大学担任全职教授，开始了自己的教书育人之路。“我希望利用我多年来累积的知识、经验、人脉及国内外学术资源，为培养青年学生献出一份力。”

现如今，徐宏喜不仅主编了《中药药理学》、《名贵中药材鉴别》、《有毒中药的鉴别图谱》、《中国藤黄属植物化学成分及生物活性研究》及《抗肿瘤中药现代研究与临床应用》等多本专著，回母校工作的近8年时间内，徐宏喜积极鼓励学生参与海外交流项目，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来学校进行不同形式的学术交流。在徐宏喜看来，学校应该引导学生在科研中找到乐趣，在学习科学知识的同时，应加强国际交流，丰富学生人文素养，“大学育人，应将学生培养成有知识、有理想、有爱心，会沟通、能独立分析判断并拥有国际化视野的人。”徐宏喜解释道。

加强中医药安全性建设，科学评价是关键

近些年来，有关中医药安全性的不良事件频繁被媒体报道，引发了人们对中药安全性的关注。含有马兜铃酸的中药诱发肝癌、比利时的“中草药肾病”事件、美国的强生爽身粉致卵巢癌事件、日本小柴胡汤副作用导致死亡事件等等，这些负面报道为中医药产业的健康发展蒙上了阴影。

对于中药的安全性问题，徐宏喜表示，是药三分毒，西药有很多不良反应的案例，中药也并非100%安全。事实上，导致中药不良反应的原因有很多，主要包括：少数中药本身固有的毒性（如附子、马钱子、关木通等）、中药品种混淆、药材受污染、农药残留超标、炮制不当、用药途径不当、剂量过大、疗程过长、配伍不当、中西药相互作用、滥用或误用等等。一般情况下，如果在医生指导下正确合理使用中药及其复方是不会出现严重不良反应的。

徐宏喜强调，目前要消除人们对中药的误解，使中药成为国际药物，应该在保证中药质量的前提下，采用科学的研究手段，评价和证实其疗效和安全性，提供客观可信的临床试验数据。“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只要作为药物，都要按照科学的方法去评价、验证。要进行严格的临床前药效学和毒理学研究，以及按照循证医学的方法开展随机、双盲、对照临床研究，才能得到令人信服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结论。”

与此同时，为加强中医药的国际影响力，大力传播中医药，中医国际化也被逐渐提上日程。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政府坚持中西医并重，把中医药发展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国家政府也陆续出台了多项鼓励政策，鼓励中医药走出国门，为更多的人带来健康。对于中医国际化这一议题，徐宏喜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医药文化认同、中医药立法、国际认证和注册、以及中药质量和标准等，都是中药国际化要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在徐宏喜看来，中医药国际化还需做好以下几点：

第一，中医药成为国际药物必须满足“安全，有效，质量可控”。其中，建立标准、完善质量管理体系、研究掌握相关国家的医药注册法规、中医药文化交流与推广、明确药效的物质基础及作用机制等都非常重要。

第二，政府需要推动业界与学界合作，制定和执行中药种植、加工炮制及其产品生产的标准；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和技术去阐明中药有效性和安全性，加强中药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鼓励科研人员把中药科研成果发表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上，加强中医药成果的推广应用和宣传工作，提升中医药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第三，中药企业应建立企业品牌，树立国际化、专业化的企业形象，积极争取国际注册认证，获得国内外医药界认可。总的来说，中药需要不断提升科技含量，才能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

结语

科研之路并非一路坦途。当被问及如何处理科研中的挫败感时，徐宏喜表示：“科研本身是一个‘智慧型失败’的工作。”他坦言，所有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挫败感。面对挫折时，除了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之外，更重要的是认真思考、了解和认识科研。在接受科研任务时，要做足准备工作，正确理解任务内容、目标及成果要求，在研究过程中要特别关注细节，及时与同事及导师沟通。

在他看来，科学精神的核心是实事求是、不断探索。做科研，必须要具备正确的科学态度、强烈的好奇心和批判性思维。“我在科研方面的原则是：做有益社会的研究，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做他人尚未做的研究。”徐宏喜分享道。